揭秘解放军装甲兵在核试验后搜集数据经历

By admin in 军事详情 on 2019年8月3日

  ■那一刻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我国发展原子能建立核工业的历史从此开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不仅仅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更是改变我国命运,改变我国世界地位的一天!在即将迎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核工业创建60周年之际,特作专稿,与读者一同回顾核工业创业征途中举世瞩目的业绩,感悟核工业积淀的丰富文化底蕴和精神财富,助推新时代的核工业之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作者简介:

  ■亲历者 

李鹰翔于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两弹一艇”事业刚起步的时候进入核工业部工作,他曾任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代核燃料工业体系建立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他在领导者身边和决策辅助部门工作多年,接触和参与了许多当时严格保密的文件资料、文稿的起草过程。1994年退休后,李鹰翔在解密的范围内,陆续撰写了多篇介绍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历史和任务的文章。

  许瑛:1927年生于河北,1954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装备技术科学研究院工作,1964年4月,任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队长兼党委书记。经历过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共经历四次核效应试验,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轰然一声惊雷,震撼了全世界。100多年来,积弱积贫、被视为“东亚病夫”
的古老中华民族,在这一天,石破天惊地矗立于神秘的核科技高地上,一声惊雷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象征,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西方列强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重新估量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世界战略格局也由此而改变。

  一团蘑菇云伴随惊天动地的巨响翻腾而起。战士应声跃起,将军帽抛向空中,“万岁”声此起彼伏,军帽上的一颗颗红星在蛮荒的西北戈壁熠熠生辉。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已作为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新闻媒体、文学界、影视界也曾做了许多报道和描述。然而,对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具体时间是如何确定的?现场有多少人参与这一事件?他们在现场都做了些什么?试验前有哪些重要程序保证?试验成功后如何收尾?国内外有哪些重大反映和评论?给历史留下了哪些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值此50周年之际,我尝试做个全景式的介绍,以供大家分享和纪念。

  这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戈壁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 

试验日期和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此后,这幅情景以黑白画面的形式,无数次在电视屏幕上重现。 

1964年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做了一次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这是对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加工制造、测试手段及试验队伍的一次全面考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证明设计是正确的,制造是成功的,测试是可靠的,队伍是过硬的。至此,原子弹的制造工程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要到国家核试验基地进行核爆炸试验,最终鉴定原子弹是否真正研制成功及其爆炸效应。

  “这样拍不对。”82岁的许瑛说,“声音传播比光慢,我们先看到蘑菇云,就开始欢腾了,后来才听到如雷的响声。” 

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质,涉及军事、政治和外交,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特别敏感。我国首次核试验选在何时进行,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加是个政治战略问题。在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时,考虑到国际影响预期、美国图谋破坏和我国二套基地尚在建设等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那一刻,37岁的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队长许瑛,站在离爆心50公里的沙丘上,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毛泽东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认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这样,就对原子弹试验时机作出了果断的抉择。周总理立即进行具体部署,特别指出:“主席同意早试,任务更重了,各方面工作要做得更加细致、周到、扎实,防止意外。”

  这一幕被许瑛长久地埋藏在心底。膝下子女多次打探,许瑛总是一贯静默,“没有什么好说的。” 

“早试”,早在什么时间,关键要看气象条件。试验现场的天气、风级、风向是确定试验时间的重要依据。从1964年9月28日各参试单位全面进入试验前的临战状态起,现场气象站也不断作出气象预报。以张爱萍为领导的试验委员会特别关注气象的变化。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5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在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一份向周总理汇报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总理10月11日给刘杰的批复中,表示“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并在决定后告我们。”

  “中国军人只有任务,没有传奇。”许瑛说。

总理作出这一批示后,曾多次询问现场起爆时间。可是气象变化因素很复杂。张爱萍亲自与气象学家顾震潮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昼夜反复研究气象的变化。直至10月14日下午6时才提出起爆日期拟定在16日,随后又于15日12时进一步提出定在16日下午3时。总理先后两次批复同意,并最后于16日12时嘱咐刘杰:“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绝密任务

首次核试验起爆日期和时间就这样经过三次请示和批复才定了下来。其间,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人员都特别着急,不停猜测“到底哪一天试验啊”。白天盼、晚上盼,大家等得有点心焦。同期还发生了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10月10日晚上,技术员杨春章在帐篷睡觉做了个梦,早晨起来跟大家说,梦见爆炸时间确定了,是三个“15”。当时大家琢磨,这三个“15”是什么意思啊?等后来上级把试验时间正式传达下来,就豁然大悟:这第一个“15”是1964年建国15周年;第二个“15”是10月16日即国庆后第15天;第三个“15”是下午3时即当天的15时。真是太巧了,冥冥之中竟有这样巧事!

  1964年3月的一个夜晚,北京郊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装备技术科学研究院(下称“装甲兵科研院”)大院。 

试验现场有多少人参与其中,都做了些什么?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个大院的寂静。 

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考核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制造质量、爆炸威力、杀伤效应、安全性能,是一项大型的科学实验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共5058人,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卫生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部门和单位,其中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在现场组成第九作业队,以他们为核心,围绕核装置和核试验开展各项工作。

  政治协理员曲书泽打开门,发现院子里站着院党委书记兼政委诸敏的秘书。随后,曲书泽被请到诸政委家中。 

其中,第九作业队由李觉任队长,吴际霖、朱光亚任副队长,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方正知、苏耀光、疏松桂、陈学曾、吴永文、何文钊、倪福荣等14人组成技术委员会。他们是九院核试验的技术领导核心,负责研究解决核试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设七个作业分队,队领导也都是各专业的科技骨干,队员中还包括一些高级熟练技工,分别担当从元器件到整球的装配、铁塔上下吊装、核装置保温、插雷管、仪器测试、高速摄影、遥控起爆、剂量检测、取样鉴定等各项任务。他们同现场各参试单位人员一起,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头顶变幻莫测的青天,脚踏广袤无边的沙漠,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保密要求极严,全部与外界隔绝联系。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工作极端负责,精心操作,不分昼夜。原子弹的装配精度要求非常高,有人形容如同瑞士的精密手表,丝毫差错都会直接影响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成败。第一次核试验,没有任何经验,只能靠在实践中摸索。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甚至拧螺丝钉拧几圈都要烂熟于心。正是靠着这种严肃精神、严格要求、严细作风,保证了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

  书房门紧闭,诸政委表情肃然。曲书泽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他迅速回忆最近工作有没有失误,有没有犯政治错误,可是找不到头绪。 

现场另一支大队伍是由负责核武器效应试验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包括核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和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二炮这十个核效应试验大队,以及国务院农林、水电、铁道、电子、电信、电力、建工、粮食、卫生等部门的参试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实测手段和方法,摸清在空中、地面、地下各种条件下核武器的毁伤和破坏规律,以达到在核战争中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试验现场几平方公里内,按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火炮、军舰、导弹、雷达、火车头、汽车、楼房、车站、人防工程等各种效应物,以及猴、狗、马、驴、兔、白鼠等生物效应物,等待做核爆炸的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和电子脉冲等的毁伤效应试验。核武器试验是一种接近实战的大规模综合性的科学实验。我国首次核试验虽然前无案例,没有实践经验,然而由于参试人员勇于担当,思想准备充分,工作周到细致,还是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法国第一次核试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数据,美国第一次核试验得到的数据也不多,而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设计要求应得到的数据基本都得到了。

  这时,诸政委开口了。 

澳门金沙总站,试验当天现场是如何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10月16日,按中央批准的试验日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将在当天下午3时进行。凌晨3时30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主持最后一次气象会商,最终拍板全场各个参试单位按预定程序开始工作。张爱萍随即同副总指挥刘西尧等一起,驱车到各个作业点检查最后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

  “一切行动听指挥。” 

4时,他们到了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塔上安装和雷管插接的准备情况。九院院长、现场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能背下军人保密守则吗?” 

8时,他们来到控制原子弹起爆及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和操作准备情况。得知李觉已将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手上,他们对起爆操纵员做了一番思想动员,要求保持镇静稳定。

  “能。”“好吧。” 

11时,他们在主控站观察电源、通信都正常工作后,便驱车于12时到达防化兵驻地——前进庄,为防化兵鼓劲,欢送防化兵出征。

  诸政委取出一张公文笺,递给曲书泽。 

现场所有参试人员都在各自岗位按程序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第九作业队在爆心区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工作的科技人员陈常宜、张寿齐、叶钧道,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最后,陈能宽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10时30分完成各项工作、一切均处于良好状态后,一直在现场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九院221分院副院长陈能宽与所有塔上工作的作业队科技人员才一起撤到塔下,离开爆心区。

  “看清楚了吗?” 

在北京,由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派人参加组成的“177”办公室,张汉周、郑存祚、高健民、宋炳寰、李鹰翔等五人,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当天前方现场的重要活动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都及时准确地转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周总理对张爱萍和现场工作的批复、指示,也都通过刘杰和“177”办公室传达给张爱萍和试验现场“20号”办公室。前后方联系都是通过保密电话用设定的暗语进行。当天还考虑到万一有线电路发生故障,如何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要事先与无线电沟通好,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曲书泽盯着公文笺,一动不动。 

13时30分,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后,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总理的要求——在原子弹起爆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立即同总理直通一次电话。

  “看清楚了。” 

与此同时,刘杰想到,之前遵照总理指示“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没有把确定的起爆时间告诉各位副部长,现在应该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钱三强听后,十分激动,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好啊,好啊!”

  诸政委划了一根火柴,公文笺瞬间化为灰烬。 

接着,刘杰又把起爆时间分别告诉了其他几位副部长。

  “这件事除了我和麻志皓院长,其他常委都不知道。” 

试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

  曲书泽立即意识到,自己接到的是一项“绝密任务”。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全试验现场都在等待起爆时间和试验结果。罗布泊一片寂静,耸立在爆心区的102米高的铁塔,如同钢铁巨人托举着将要爆炸的核装置。研制核装置的邓稼先、陈能宽等科技专家,几乎是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激动地等待着试验时刻的到来。

  公文笺上写的是: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原子弹爆炸核效应试验任务。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12日晚,在试验委员会常委会上,讨论研究这次试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

  几乎同时,许瑛接到装甲兵科研院院长麻志皓的通知:“我国要进行核试验,装甲兵要组织一个核试验队,组织决定由你负责,协理员曲书泽为你的助手。” 

14日晚,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许瑛听完,瞪大眼睛,“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愣在原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亢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1952年,许瑛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节节胜利,美国便多次以使用原子弹威胁中国。“我们恨透了这个东西!”许瑛说。 

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提出可否请擅长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表示同意。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958年,面对步步紧逼的核威胁,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总理,总理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试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国有原子弹了!打破核垄断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许瑛在回家路上一遍遍地想。 

试验成功,国内欢欣鼓舞,国外是怎么报道和评论的?

  紧接着,装甲兵科研院几经斟酌,精选39名试验人员,于1964年4月14日成立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许瑛任大队队长兼党委书记,曲书泽任政委兼党委副书记。 

16日下午3时,随着主控室指挥员10、9、8、7、6、5、4、3、2、1的倒计时报出,起爆一声令下,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聚在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点上的人们,顿时欢声如雷,跳跃起来。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负责放射性烟云取样的空军飞机迅速起飞,负责地面效应检测的防化部队,在第一时间冲向爆心效应第一线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炮兵、工程兵、铁道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各路效应试验队,也都奋起出动,并随后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空军、炮兵、防化兵等9个兵种相继成立试验大队。装甲兵的任务是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把各型坦克装甲车辆、测试仪器、各种动物布放在爆心周围的不同距离上,待原子弹爆炸之后,驾驶坦克赶往爆心附近回收仪器和动物,以研究原子弹爆炸效应。 

原子弹炸响了,是否真的是核爆炸,需要给以科学证实和鉴定。毛泽东主席三次提出,是否真的是核爆炸,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在试验基地的科技专家,根据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到实测数据,提出六条理由判定确实是核爆炸: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9千米高度;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爆炸后耸立在爆心区的102米高的铁塔已完全消失;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导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由于装甲兵有敦厚的坦克作掩护,对冲击波辐射等有削弱作用,因此装甲兵将成为核效应试验中,唯一一支穿越原子弹爆心的队伍。 

至此,毛主席才同意正式公布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先是在内部宣布。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时,毛主席让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纵情欢跃。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同时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在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从组建成立的那一刻起,这支队伍就开始了一段“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儿女”的隐蔽行动。

接着,得到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其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又收听到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正式向全世界公布这个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夜23时广播了新华社编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号外》。消息传到全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的耳中,顿时激起万众欢腾,许多人自发聚集到广场、街头,唱啊、跳啊、拥抱啊,欢呼原子弹成功的伟大胜利!著名美藉华人记者赵浩生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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