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日和谈前曾有数百艘中国船聚向钓鱼岛【澳门金沙总站】

By admin in 军事详情 on 2019年9月29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6月3日,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在北京透露,他从前首相田中角荣处听说,中日曾就搁置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争议达成一致。野中的证言直接冲击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日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高官急起“救火”,强硬否认存在“搁置共识”。但事实不容篡改,不仅中日复交时两国领导人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内部也曾为是否继续搁置钓鱼岛问题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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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外务省删改会谈记录

翟新  

  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时,围绕钓鱼岛问题,两国首脑到底是如何交谈的,中日外交记录明显不同。1998年,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在“中日复交谈判回顾”一文中,详尽披露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谈论搁置钓鱼岛争议的会话过程。但2000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于1988年重新打印的“田中总理
周恩来总理会谈记录”中,仅有3行话:“田中:您对钓鱼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周恩来: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日方亲历复交谈判的两位重要当事人——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和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的证言显示,日本方面故意删除了一些会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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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二阶堂进在“中南海的一夜”一文中,披露了“田中首相曾向周总理提议共同开发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石油资源”这一秘闻。1996年,二阶堂进接受采访时证实,在第3次首脑会谈中,“日中两国就搁置尖阁群岛主权争议问题达成共识”。而桥本在2000年接受釆访时,也回忆了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话。日方两位重要当事人的证言与张香山的记述内容是吻合的,只是桥本将会谈误记为发生在第4次首脑会谈中。由此可以断定,日方删去了会谈的核心部分,即两国领导人在“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上达成的共识。

  

  鹰派团体不满“搁置主权”

  2010年9月发生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海域的中日撞船事件,虽以日方释放并免予起诉中方船长而使事态告一段落,但中日两国间围绕钓鱼岛归属的争议并未就此划上句号。日方关于撞船事件的处理之所以对中日两国关系具有强烈的冲击性,从根本上讲,则在于民主党政权在应对钓鱼岛事件时,坚持以司法处理取代以往自民党政权的政治处理手段。钓鱼岛事件对策上的所谓司法处理,是指以日本领有为前提,完全按照日本国内法规定来裁断事件;而政治处理,则指基于两国政府的默契和协议,主要沿着搁置主权争议的方向解决事态。那么,民主党政权为何转变钓鱼岛事件对策,其背后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背景又如何?本文拟在考察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于政治过程的转变基础上,就其原因进行探讨。

  1978年4月12日,在即将进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际,数百艘中国渔船聚集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为之震动。4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冷静应对至关重要”的社评,对钓鱼岛问题追本溯源,并提到“在日中复交谈判时……一致同意将尖阁群岛问题搁置起来”。同日,中国副总理耿飚在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表示,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有争议,“但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双方达成暂且将此问题搁置起来的共识”。

    

  16日,《朝日新闻》在头版评论中指出,“在日中复交谈判时,两国首脑达成
‘搁置争议共识,承诺均不对该岛作出单方面的行动’”。文章进而评价道,“耿副总理的谈话显示中国也想恢复到以前的‘搁置争议’这一基本路线上来”。该版同时报道称,“15日,外务省确定,如果‘渔船撤离’得以实现,有关尖阁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将按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来处理”。

  一、日本应对钓鱼岛事件基本立场的形成

  但是,渔船事件刺激了自民党内的鹰派势力。4月13日,以滩尾弘吉为会长的自民党鹰派团体“亚洲问题研究会(A研)”召开紧急干部会议,通过“自民党、政府应立即启动非常应急机制,强有力宣示主权”的决议。“A研”已在4月7日自民党内讨论中日缔约谈判的联席会议上提出12项问题要点,其中第7项指出,“把尖阁群岛的主权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话,如苏联也提出缔约,那该如何办”。4月14日,“A研”的玉置和郎、小泉纯一郎等人提出,“为确立日本对尖阁群岛的实效控制,应釆取包括修建直升飞机跑道、灯塔等一切手段”。4月18日,“A研”有关人等对自民党干事长、当年复交谈判的参与者大平正芳展开攻击。

    

  玉置和郎称,“事件的起因就是在日中复交谈判时,将尖阁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与共产国家和稀泥,决不能容忍”。还有人进一步表示,“将尖阁群岛问题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分离,将会给未来埋下祸根”。面对鹰派攻击,大平坦承“(当时)日中双方商定不将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纳入会谈议程”,“难道一定要分清黑与白?这样合适吗?做事还是应有点弹性为好”。大平派的栗原祐幸说,“如果一定要拿尖阁群岛问题做文章,那么北方四岛也必须光复。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日本虽称1895年1月就将钓鱼岛编入其领土,但因中日之间长期并无关于该岛领有权的争端,故作为外交政策层面的钓鱼岛事件对策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的。1952年4月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得以恢复国家主权;但根据当时日美协议,冲绳地区的施政权因日美安全保障的需要依旧保留于美国之手;所以至1971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之前,日本政府在发生钓鱼岛纷争时,大多采取静观其变的默认立场。如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发生台日渔民争执和台湾渔民上岛事件之际,因当时将钓鱼岛列入辖区的琉球政府是地方政权,不具有外交交涉权,而日本政府又无冲绳施政权,故日方只能在取得冲绳的美国民政府和白宫的同意之后,才能通过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对国民党政府交涉或“抗议”。然而1954年美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台美关系趋于密切,遂使日方苦心所谋的抗议往往徒有形式。在这种状况下,琉球政府实际所做的也就是动用警力迫使台湾渔船离开相关海域而已。

  中日确认“搁置争议方式”

  1968年以后,联合国等机构对东海进行海洋调查后称,钓鱼岛周边海底可能蕴藏巨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1969年5月,台湾方面将钓鱼岛附近海域的石油采掘权交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同时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当月10日,琉球政府作为对抗措施,命其所属的石垣市在钓鱼岛的五个岛屿上建立航标。1970年7月琉球政府在美军援助下,对外国人在钓鱼岛附近捕鱼及登岛加强了阻止行动,并在上述五个岛屿设立了用日英中三种文字写成的不得随意于岛屿附近活动的“警告牌”,还在警告牌落款处特意标记:“为基于琉球列岛美国高等事务官之命的琉球政府建立”,以示警告牌之设也是美方的意思。8月31日,冲绳立法院为抗议台湾政权坚持领有钓鱼岛的立场,通过了要求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采取有效对抗措施的“关于要求防卫尖阁诸岛领有权的决议”;9月,琉球政府派警察将钓鱼岛上的“青天白日旗”取走,并交于冲绳的美国民政府保管,同时正式发表主张钓鱼岛领有权的冲绳政府声明。就是说,至此日本方面围绕钓鱼岛事件的应对主体,基本上只是琉球政府及态度暧昧的美国方面,而成为日本政府正式介入钓鱼岛事件处理契机的,正是日美签订的“冲绳归还协定”。

  1978年4月20日,大平正芳在京都发表谈话称,“要解决尖阁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非常困难”,“对于这个问题,日中双方均采取‘不涉及’领土主权的方式,这是一个顾全大局、符合国家利益的现实性解决方法”。21日,针对小泉纯一郎等人提出的“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刻不容缓”主张,大平答道,“如果中国承认尖阁群岛为日本的领土,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日中两国的主张显然是平行线”。27日,首相福田与大平会谈,确认将钓鱼岛问题与缔结和平条约问题分离。

  1971年6月,日美两国政府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在归还协定交涉过程中,美国方面为了避免直接卷入钓鱼岛归属纷争,在协定案有关归还区域的表述上,因不愿直接采用日方的主张,故最后签订的协定关于归还区域的措词,只是笼统规定为“除了奄美归还协定的对象地域以外的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而在冲绳归还协定的附属文书《共识议事录》中,则进而采取以经纬度线显示归还区域的方式,即通过表明日本的“领土是基于和日本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第三条规定的处于美国施政下的领土,如1953年12月25日为民政府布告第27号所指定的,指由以下各坐标点依次连接区域内的所有岛屿、小岛、环礁及岩礁: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北纬24度东经13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从而将位于北纬25度40分至26度东经123度至124度34分的钓鱼岛也包括于其内。就是说,日美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同意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将钓鱼岛置于归还区域。

  5月10日,中日两国在北京举行会谈。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本《每日新闻》随后报道称,“‘两国今后也将从大局出发处理此问题。1972年日中复交谈判时达成的共识,即日中双方均暂且不提出对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今后也将不变’。从而两国外交当局在事实上确认了搁置主权争议的共识”。同年8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时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园田听后如释重负,“我情不自禁地将双手重重地压在他的双肩上,答道,阁下,我明白了,请不必再说了。如没有旁人在场的话,我真想道一声谢谢您了”。园田的话表明,日本不仅同意搁置,而且盼望这么做。同年10月,邓小平访日,同福田首相再次确认“搁置争议方式”,邓还在记者会上发表著名的“搁置争议”的谈话。

  但由于在冲绳归还协定签订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门先后发表了主张钓鱼岛领有权的声明;加上琉球政府立法院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于1972年3月初再度通过“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琉球政府立法院决议”。于是,日本外务省在冲绳归还协定生效两个月前的3月8日,公开发表“关于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的政府见解。这是迄今为历届内阁所奉行的日本国家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立场。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奇怪的是,日本外务省解密的“邓小平
园田直会谈”6个公文中,却没有钓鱼岛问题的谈话记录。2012年9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向日本外务大臣发出要求解密的信函。11月,外务省答复称:“不存在有关尖阁群岛问题的会谈记录。”然而,种种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中日之间不仅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且曾达成“搁置争议之协议”,这是很多日本人士认同并予以证实的。▲(倪志敏)

  第一,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前是“无人岛”。1885年以后该岛由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方法,对现地进行过多次调查,确认这里不但是无人岛,而连清国统治的痕迹也没有。在此基础上,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在现地设立标桩,正式编入我国领土”。第二,钓鱼岛不包括于《马关条约》割让的中国领土之中。钓鱼岛在历史上一直是日本领土西南诸岛的组成部分。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清国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中不包括该岛。第三,钓鱼岛不包括于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该条约第3条,作为西南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施政管辖之下。1971年6月17日,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签署了冲绳归还协定,根据该协定钓鱼岛包括在施政权已归还日本的地区内。第四,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方从未认为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直到70年代后期,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表面化以后,才开始把尖阁诸岛的领有权当作问题提了出来。”第五,中方关于钓鱼岛领有权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中台双方“所举出的所谓历史性的、地理性的以及地质性的几点作为根据,但哪一点都不能说是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对尖阁诸岛领有权的主张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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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基本立场公诸于世后,虽招致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当时无论哪个党派,在钓鱼岛事件的具体处理上,都显示了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和冷静克制应对事态的态度。如自民党在紧随政府发表的该党正式见解的最后部分就明确强调:“不用说我党最终以推进和中国之间的亲善友好关系为外交上的基本姿态,但关于本问题则希望中国方面予以理解和认识”;日本共产党也在不久后表明的立场中,一面坚持日本主权说,一面要求日美政府不要将该岛“用于侵略性的军事目的”,而是使其“成为和平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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